數位發部掛牌開業在即，各類智能科技己悄悄的踉蹌起飛：從弱AI、專業應用的強AI、到異業整合的元宇宙及智能感知（通訊、感測、計算三位一體整合）等，智能化數位匯流的分與合如圖一所示。
原本以算法、算力為基礎的智能技術已無法應付這種如何更多元、更複雜的產業結構及科技情勢，於是網路神經系統、可微分物理AI (Differentiable Physics-Based AI)、開放系統量子力學、耗損系統及奇點等基礎理論也纷紛纳入新世代智能技術的系统内，令人目不暇接，產業轉型也由「點」發展成為系統性的經營。預計未來可能有更多的基礎的自然科學加入(如生技、医療等），在天下分合及軟硬体结合的大勢中，台灣的定位在那裡？
在產業界，大咖挾規模與技術優势積極發挥重直整合及AGI奇点優勢，小咖則從市場需求面追求结盟並突顯其特異技術定位及槓桿優势，大咖創造了產業格局，小咖則忙於外部化及動態结盟，產業內外熱鬧非凡，其大趨勢(Mega Trend) 的改變已由先前的氛圍：由期待轉為現實(Rhetoric to Reality)！在社會殷切期待產業转型所帶來額外紅利的時候，社會秩序、法令規章、道德規範、經濟佈局是不是也該「超前佈署」了？
台灣是個現實主義掛帥、短線操作的社會、代工為立體的産業結構，，政府只知道搞「護國神山」大內宣，完全無暇顧及前瞻性的發展，加上媒體專業不足經常也虛報一些研究機構為迎合政府的政治氛圍而製造出來的「重大突破」，搞得真正的專家無言以對。缺乏自主思考的哲學思想，政府管理科技創新「官本位化」，産學研執行創新活動規模不足且過度碎片化、模仿先進但創意不足、僵化的審核機制等因素是台灣原創科技不易深根的主因。
台灣搞智能多由技術供應面電腦科學的角度出發，但鮮少是從需求面應用端的角色扮演來規劃，前者是區塊特殊奇点(Dialectical Singularity)催生者，後者則是致能者，兩個角色扮演在跨業整合中至為關鍵，由非平衡耗損系統（Dissipative Systems）及量子耗損系統的理論基礎所規範。耗損系统原本是一個冷僻的學科，但因為元宇宙奇點及超智能技術興起而爆紅。筆者近來投入此领域的研究，一路上除了驚喜不斷進而激發了更深入學習的動能之外，也驚訝的發現台灣對這個1970年代開始發展領域的研究竟如此貧乏！甚至在台清交成等頂尖理工科大學，相關的圖書與文獻的收集也遠遠不足！
科技發展的內涵必須由科教系統的哲學觀來看，也就是STEM系統，如圖二所示：
規範化、科學化、合理化的科技創新源自於實證主義的實踐，科技創新的理論支撐來自實證主義，而STEM（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Mathematics）架構、國家創新系統在不同層面、不同程度的提供了創新行為的科技認證，使得科技創新能夠更有效率落實到市場上。在此系統中的四大元素之間的各別功能及極限：不同演進過程、前瞻及應用場景、跨領域綜效、進入障礙等，而這四大元素的學習是由其應用端，還是理論端切入？其後繼影響又是什麼？其領導力是「官本位」外行領導內行？還是由出錢的人決定研究的方向？還是民粹式的由民主機制來決定？
事實上，台灣對系統性的原創科技本來就「先天不足、後天失調」，很少人願意深究科技發展真正的哲學思想，只想順應「時勢」搞一些流行的課題。現在當紅的ESG議題，產官學研各界又有多少人真正關心其永續經營的真正內涵？還是只是作作樣子而已？
「軟硬結合」是近代智能科技創新的精髓，但是這兩套班子似乎始終存在於各自的平行線上，並無交集，產業綜效無法施展，而整體的科技能量也無法發揮。軟硬綜效難以整合的原因，在製造業硬體方面在於缺乏科技創新轉型，而在軟體數位轉型的過程中始終停留在中央集權Web1.0的環境中，缺少了系統戰略與規劃。因此，結合智能網路與實體科技創新是刻不容緩的任務，也是實證主義領頭的科技創新典範。結合科教架構STEM才能把智能海量數位（Massive Digital Information）轉化成為Web3.0環境中的可認知智能知識（Cognitive and Intelligent Knowledge），利用自然科學定律才能確立軟硬整合的合理性（Legitimacy），而國家創新系統的介入正是實踐軟硬結合、科技創新的系統管理機制，三位一體共同實踐以實證主義為基礎的科技創新，如圖3所示。
影響創新文化有兩大關鍵：科技創新氛圍及政府看待科技的態度，值得有志於科技創新的人借鏡。前者表現在企業的競爭力及企圖心，而後者源自於政府的專業領導力及科技創新的哲學覌。在新興黑天鵝滿天飛的不確定年代，政府政策有決定性的影響，但政府的科技發展哲學影響政策走向也創造出不同的創新文化：政府為輔導者或引領者。
兩岸科技政策基本上都是「官本位」掛帥，是典型儒家資本主義(Confucian Capitalism) 產官學研共同創新的呈現，科技部門疊床架屋態勢明顯，而企業研發能量普遍偏低。政策前瞻性不足是因為缺乏科技創新的哲學理念，在台灣，雖然政府鼓勵創新創業的活動，但產官學研之間的連結由政府主導，其鏈結不夠緊實故只有零星的雙創成果，創新的方向開創性不足。另外，産業政策規劃多由大腕學者介入，缺乏産業實務經驗使得前瞻規劃顯得空洞，承襲過去經驗或模仿先進為主要方向，覆蓋性、自主性、前瞻性都顯不足。
美國，作為全球科技強權，其政府介入科技研發的軌跡值得參考。1960年代出書成冊《科學 –永無止境的前沿》的歷史佐證了這個論點，影響後世創新文化極為深遠，值得台湾政府首長参考。不論是科學家/工程師/教授Vannevar Bush所主張的政府投入、輔導【基礎科技】的樂觀主義派( Optimism) ，還是由聯邦參議員兼律師 Harley Kilgore所主張政府介入、主導【産業研發】的實用主義派(Pragmatism) ，都各具特色，都曾為戰後美國科技霸權作出了具體的貢獻。
在科技創新氛圍方面，供應面與需求面的創新哲學決定了科技發展的方向。如今的科技界分成了兩個主要思想流派，或者說產生了兩種方法，一種被稱為「工具主義者」（Instrumentalist），也就是供應面的思维，也是為追求宇宙真理為；另一種被稱為「實在論者」（Realist ），也就是需求面的思维，也是為追求實質科技競爭力的思维；為前者屬於計量學派(Metrology) ；後者則為實踐學派，也就是愛因斯坦所謂的「看得到 」或「測量得到」的科技系統。在 STEM 科技架構中，無論透過計量法或實踐法取得共同的科學認知是現代數位經濟科技創新的核心。
事實上，台灣在代工文化的傳承下，系統性的原創科技本來就「先天不足、後天失調」，很少人願意深究科技發展背後真正的哲學思想，只想順應「時勢」搞一些流行的課題。如同現在當紅的ESG議題，產官學研各界又有多少人真正關心其永續經營的真正內涵？還是只是作作樣子搞公關而已？
數位發展部即將掛牌營運，但其目標似乎聚焦在消費市場的發展與規範，缺乏大開大闔的前瞻格局。多年來，在社會氛圍及選舉文化的影響下，譁眾取寵搞大內宣、嘉年華會式「人多好辦事」的創新活動成為主流，創新活動變成了政治活動，技術創新成不了氣候也更不能可改變台灣的創新文化，是該翻篇重新思考了！